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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陀山“海上仙山”碑上的歷史信息

          2017.12.06 夏志剛 舟山日報

            提示:

            在《自題三山歸櫂圖》詩中,李桓記錄了題碑的經過。一行人造訪佛頂山時,恰遇到“孀婦廖氏”捐置天燈,已經立好紀事碑正要“書丹”,慧濟寺僧人“即以移贈”,讓李桓深感“因緣湊拍,水到渠成,良不可解”。這則記事的背后,還留存有兩個謎題。 “海上仙山”碑當時已經在佛頂山天燈臺旁樹植,但現在此碑卻已“長腿”跑到了前寺附近的“正趣亭”,而且該碑背面現無文字。關于“廖氏捐贈天燈”一事是另有碑,還是原在碑后呢?另外,現有各種資料都認為佛頂山頂的天燈臺建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然而“廖氏捐贈天燈”卻在同治十一年(1872),普陀山的燈塔歷史因此碑而可提前35年,浙東的航標史也將由此改寫。

          天下第一瀑題刻

            一.“海上仙山碑”知者甚少

            普陀山成為四大佛教名山的過程,與歷代名公巨卿、文人墨客的潑墨題書、勒石刻碑密不可分,“海天佛國”、“海上仙山”、“震旦第一佛國”三題詠,恰如當代的廣告用語,為風景名勝之地的普陀山作了點睛和妙評?!昂L旆饑迸c“震旦第一佛國”因題刻于巖石之上,廣為人知,而“海上仙山”碑卻默默地植立于“正趣亭”內,知者甚少?!昂I舷缮健北?.04米,寬0.86米,碑上“海上仙山”4字和旁款50余字,均為篆書。因對此碑研究較少,在普陀山相關資料介紹不僅存有謬誤,而且對所含信息也未予以發掘。

            二.“海上仙山碑”與李桓

            因為有資料介紹旁款內容為“同治壬申二月二十六日歲置,江南巡撫湘陰李桓偕浙江提督寧鄉黃少春及右營游擊奉化周善初來游因題”,導致有網友“曉風殘月0116”曾在百度“普陀山吧”提出關于此碑真偽的質疑。主張的證據集中在題碑人“李桓”的職務上,認為“江南巡撫”是江蘇巡撫前身,置于順治二年(1645),順治十八年更名為江寧巡撫,后再改稱江蘇巡撫,同治年間并無“江南巡撫”職位,而且同治十一年的“江蘇巡撫”也并非“李桓”。

          海上仙山碑刻

            其實,這位網友并未仔細看到過碑文,或者就碑文的篆書缺乏深入的研究。幸虧現該碑保存完好,現將旁款作如下識讀?!巴稳缮甓露?,前署江西巡撫、湘陰李桓,偕浙江提督、寧鄉黃少春,提標右營游擊、奉化周善初來游,因題?!币驗樽瓡^難識讀的原因,上述旁款內容有兩處錯誤,將“前署”讀作“歲置”,“江西巡撫”讀作“江南巡撫”,從而使歷史的真相撲朔迷離。有一些資料將碑上的浙江提督黃少春誤為“黃光春”,或直接將黃少春認作題碑人,也是因為同樣的原因。

            李桓,字叔虎,號黻堂或輔堂,籍貫湖南湘陰,現湖南岳陽市轄下的汨羅市人,其父為道光年間的兩江總督李星沅。李星沅曾是湘軍老帥,在湖南有極高威望,曾國藩曾撰聯悼念死于軍中的李星沅,上聯“八州作督,一笑還山,寸草心頭春日永”,下聯“五嶺出師,三冬別母,斷藤峽外大星沉”。曾國藩對李星沅如此推崇,足見李家當年在湖南的影響力。

            李桓于咸豐五年(1855)以道員揀發江西,署廣饒九南兵備道,后歷任江西按察使、督糧道,咸豐十一年(1861)任江西布政使?!锻纬瘜嶄洝酚洠骸跋特S十一年辛酉十二月,擢前任江西吉南贛甯道沈葆楨為江西巡撫,江西督糧道李桓為布政使。沈葆楨未到任前,以李桓暫署。 ”雖然只是暫署江西巡撫,但這是李桓官宦生涯中的頂點,所以他處處以此作為“名片”。同年他在樂清雁蕩山大龍湫景區,留有“天下第一瀑”的隸體橫書摩崖題刻,也明確的留有“前署江西巡撫湘陰李桓”的落款。

            同治三年(1864),李桓因中風辭官,筆耕后半生,其所著《國朝耆獻類征初編》720卷、《寶韋齋類稿》100卷,當時的學人無不知曉,現在海內外仍有多種版本。同治十年(1871),他應好友方鼎銳、俞樾的邀請出游浙江,在西湖泛舟休養,又與丁丙、王同伯、吳兆麟、徐花農、許增等許多浙江文化名人結為好友。在浙休養的次年又在好友相伴下飽覽浙東山水,除了普陀山“海上仙山”碑和雁蕩山“天下第一瀑”摩崖,李桓于同一年還在天臺山留下了“天臺第一峰”碑。

            普陀風光和觀音圣地讓李桓詩興大發,在他的《寶韋齋類稿》中留存有《出蓮花洋望普陀山》、《普陀雜詠佛頂山》、《普陀雜詠法雨寺》、《普陀雜詠梵音洞》、《普陀雜詠梅岑峰》、《普陀雜詠千步沙》、《自題三山歸櫂圖》等詩篇,發出“詩情與禪意,長欲共盤桓”的興嘆。在評點浙東所游三山時,還提出了“雁蕩奇勝,天臺雄勝,普陀幽勝”的一字之評,為王亨彥《普陀洛迦新志》所收錄。

            三.“海上仙山碑”從天燈臺跑到了“正趣亭”

            在《自題三山歸櫂圖》詩中,李桓記錄了題碑的經過。一行人造訪佛頂山時,恰遇到“孀婦廖氏”捐置天燈,已經立好紀事碑正要“書丹”,慧濟寺僧人“即以移贈”,讓李桓深感“因緣湊拍,水到渠成,良不可解”。這則記事的背后,還留存有兩個謎題?!昂I舷缮健北敃r已經在佛頂山天燈臺旁樹植,但現在此碑卻已“長腿”跑到了前寺附近的“正趣亭”,而且該碑背面現無文字。關于“廖氏捐贈天燈”一事是另有碑,還是原在碑后呢?另外,現有各種資料都認為佛頂山頂的天燈臺建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然而“廖氏捐贈天燈”卻在同治十一年(1872),普陀山的燈塔歷史因此碑而可提前35年,浙東的航標史也將由此改寫。

          正趣亭

            陪同到訪普陀山的黃少春,屬于與李桓同一陣營的湘軍,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戰功卓著,年未三十即積戰功任浙江提督。黃少春一生參與太平軍、中法戰爭、義和團、抵抗八國聯軍等重大事件,是晚清的重要將領。同列碑上的周善初,光緒十年(1884)出任澎湖水師協副將,因中法戰爭期間澎湖被法軍攻陷,因此被革職查辦,發往黑龍江效力贖罪。(本版均為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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