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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月派”代表詩人孫大雨格律體新詩起步于普陀山

          2018.12.24 孫峰 舟山日報

            80多年前的八月盛夏,一位孤獨的文藝青年行走在普陀山西山的小徑上,大聲吟誦著英文詩歌。他叫孫大雨,一位曾經與徐志摩、聞一多齊名的詩人,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影響較大的文學社團——“新月社”的代表人物之一。1925年夏,孫大雨曾經在普陀山圓通庵小住兩個月,聽暮鼓晨鐘,伴青燈秋月,在幽境幽思中潛心于新詩的寫作與研究。

            

            孫大雨

            壹 孫大雨先生是格律體新詩的代表人物

            孫大雨(1905~1997),祖籍浙江諸暨,出生于上海。 15歲時就在當時的《少年中國》發表了新詩處女作《海船》。 1922年考入清華學校(今清華大學)高等科,1926年赴美國留學,曾在耶魯大學研究生院專攻英國文學。 1930年回國后,歷任武漢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大學、國立青島大學(今山東大學)、浙江大學、暨南大學、復旦大學等各大高校外文系教授。孫大雨先生曾遭受不公正待遇,甚至遭受了長期的牢獄之災。平反后,孫大雨教授調入華東師范大學外文系。

            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孫大雨,不僅是一位誨人不倦的嚴師,也是一位詩歌和翻譯方面的實踐者兼學者。他一生翻譯有莎士比亞戲劇八部,數量不多,但是質量頗高,他獨特地運用自己創建的音組理論翻譯莎劇,以漢語音組對應莎劇原文的抑揚格五音步,力求導旨而傳神。他還先后出版了《孫大雨詩文集》、《屈原詩選英譯》、《古詩文英譯集》、《英譯唐詩選》等著作,嘔心瀝血地為人類最優秀的文化瑰寶——楚辭、唐詩、莎士比亞作品的譯介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孫大雨在清華學校期間,編過《清華周刊》的文藝副刊,參加了以聞一多、梁實秋等為骨干的清華文學社。他和小伙伴們在西單梯子胡同的住所總是被詩所熱鬧,詩是他們心中的女神。他和朱湘以及徐志摩、聞一多等這些文學大師們一起,常常熱烈討論,甚至爭論新詩的發展和形式問題,各抒己見,時而爭得面紅耳赤,時而品茶論道則又是樂樂呵呵,兄弟情深。聞一多、孫大雨都是格律體新詩的倡導者。但孫大雨更執著地極力主張新詩也必須有韻律,他認為非格律詩就不叫詩,而格律既非“豆腐干”詩,也非簡單刻板的平仄壓韻的機械運動。孫大雨要所有的詩都制約在嚴謹的格律才叫它為詩。孫大雨是一位很有犟勁的文人。

            孫大雨是格律體新詩的代表人物,一心想找出格律體新詩的創作規律,而他對格律體新詩的理論研究與創作實踐,正是起步于1925年夏的普陀山之游。

             

            多次提到普陀山客居生活的文集《孫大雨詩文集》

            貳 孫大雨客居于普陀山圓通庵

            1925年夏季,孫大雨考取了北洋政府以美國老羅斯福政府退還庚子賠款余數作為基金所設立的赴美留學班,但是他沒有和同學一起立即出國,而在按照當時學校的新規定可呆在國內一年,去訪問名勝古跡、“接觸社會”,去苦苦探求新詩的格律。

            他先是到湖南湘江沅水去尋找屈大夫的詩魂,但才到第一站就聽說屈原廟的山上有土匪出沒,于是這位清華才子“只好為有詩意的想像被沒有詩意的現實掃興而歸”,他便來到我們浙江的海天佛國普陀山,這里離他的故鄉諸暨、他的出生地上海都很近。普陀山正是當時上海文人雅士、達官貴人度夏納涼的避暑勝地。

            1925年8月,孫大雨就旅居在普陀山前山佛寺圓通庵的客宿里。民國時期的普陀山是沒有像現在那樣有專門的賓館,香客、游客都是寄居于寺院的客房,略付生活費即可。

            在普陀山西天門之上,沿著一路曲折山徑,一路古木蒼翠,鳥鳴啾啾,攀至近西天景區之頂,有座黃墻深院,即為圓通禪林,俗稱圓通庵。這里三面環山,一面臨海,環境幽雅,是一處陶冶性情、升華人格之寶地。圓通庵,始建于明,擴建于清,明萬歷五年,僧圓獻見此地幽靜,易于潛修,遂于此結茅,取名“圓通庵”。民國八年(公元1919年),一代名士康有為曾在這里隱居,題此庵為“海山第一庵”。孫大雨選了一個幽靜的好地方來研究他的格律體新詩。

            寄居在圓通庵的兩個月時間里,千步踏沙、蓮池賞月,他游山逛水,領略自然;晚上,海風徐徐,夏月朗朗,“夜云、山石、樹蔭、屋宇,一片清瑩,人的靈魂也似乎浸在凈水里,透明、輕盈,該念一些最美的詩吧。 ”孫大雨滿懷激情,對著皎潔的月光吟誦名詩。他用英語朗誦英詩名篇,從這里他汲取著詩藝靈魂,來激發詩歌的創作和理論靈感?!八挠洃浟κ求@人的,讀過的詩,自然地溶進了生命,任何時刻,一開口,就朗朗而出。 ”

            1989年第10期的《名人傳記》曾經刊登展家騏、張方晦撰寫的《走在陽光里的老人——記新月派著名詩人孫大雨教授》,文中說孫大雨在普陀山誦讀英文詩歌時聲音“響得像獅子在吼叫”。文章是這么夸張描述的:

            “青燈黃卷,七八個袈裟披身的女尼正在單調的一記記木魚聲里消磨寂寞的長夜,突然被后院堂屋傳來的外國話嚇住了,這樣大的嗓門,這樣肆無忌憚,宛如阿鼻地獄里先云的咒語,令人毛骨悚然……”

            在文學大家沈從文的心目中,孫大雨是被視為“狂放、驕傲、天真”、“為人直率”的,他與“懦弱和虛偽”的世俗格格不入;他獨自執著癡迷于格律體新詩的世界里。其實孫大雨也有自得其樂的一面,在學術爭論上,他是狂放的,而在寂寞面前,他又有著超人的淡定。當時的孫大雨,還是一個尚未結婚的、血氣方剛的青年大學生,在青春激揚時代就如此的淡定,又有著某種深邃的理智;在遠離城市喧嘩的普陀山,當時也沒有手機、電腦、網絡這些現代化的通信娛樂工具,孫大雨能夠在寧靜的佛國普陀山一呆就是兩個月,享受靜謐的生活,這表現出與一般年輕人不一樣的品格,一種靜謐的心境。風華正茂的孫大雨,張揚狂放,其實更有內秀淡定的一面。這種淡定,讓他一輩子都沉浸在詩的國度里,哪怕文革期間被罰拿著掃帚去城隍廟掃地,晚上回來還在翻譯莎劇作品。

             

            普陀山圓通禪林

            叁 孫大雨在普陀山的杰作

            孫大雨聽暮鼓晨鐘,伴青燈秋月,為時兩月,幽境幽思,終于理清他那不是“豆腐干”式的格律,又是“整齊的語體韻文的節奏所賴以體現的音組”原理,而且寫出一首完全符合、體現他那以音組組成格律的新詩《愛》。

            《愛》這首詩是孫大雨運用“音組”理論有意識地創作格律體新詩的首次實踐。很多文學評論家認為《愛》是孫大雨在回北京后寫的。如,許霆所著的《旋轉飛升的陀螺——百年中國現代詩體流變史論》中說,“就在這年冬末春初,他與聞一多交換心得的結果,并按自己的音組主張寫出了一首含有整齊的音組數的詩,發表在1926年4月10日北京《晨報副刊·詩鐫》上,這就是十四行詩《愛》。 ”

            其實,《愛》這首格律體新詩是構思創作于普陀山。孫大雨先生自己就是這么說的:“旅居在浙江海上普陀山前山佛寺圓通庵的客宿里,上面所錄的我這首商乃詩,就是在那里構思寫成的。 ”(孫大雨:《格律體新詩的起源》,《文藝爭鳴》1992年5月號)

            被孫大雨稱作意大利式的商乃詩(sonnet,即十四行詩)《愛》,當時署名為孫子潛,子潛為孫大雨的號?!稅邸返娜娜缦拢?/p>

            往常的天幕是頂無憂的華蓋,

            往常的大地永遠任意地平張;

            往常時摩天的山嶺在我身旁峙立,

            長河在奔騰,大海在澎湃;

            往常時天上描著心靈的云彩,

            風暴同驚雷快活得像要瘋狂;

            還有青田連白水,古木和平荒;

            一片清明,一片無邊沿的晴靄;

            可是如今,日夜是一樣地運行,

            星辰的旋轉并未曾絲毫變換,

            早晨帶了希望來,落日的余輝

            留下沉思,一切都照舊地歡欣;

            為何這世界又平添了一層燦爛?

            因為我掌中握著生命的權威!

            這首詩就是孫大雨在普陀山格律體新詩“悟道”的杰作。在普陀山“閉關”誦詩、深思熟慮的兩個月里,他初步悟出了格律體新詩的核心——“音組”。在他的思想中,一首詩的各行應含有相等數目的“音組”,或者行與行之間音組數目的變化呈現規律化;這些相等數目或者數目呈規律化的“音組”積聚成詩行,再由這樣的詩行積聚成節段。

            在上面這首《愛》的詩歌里,它每行均含有五個“音組”,每個“音組”由兩個或三個字組成,每行的字數都是十二個,這些詩行按照ABBA,ABBA,CDE,CDE的韻式組織成一首嚴格的十四行詩。孫大雨是這樣劃分“音組”的:

            ┃往常的┃天幕┃是頂┃無憂的┃華蓋,┃

            ┃往常的┃大地┃永遠┃任意地┃平張;┃

            ┃往常時┃摩天的┃山嶺┃在我┃身旁 ┃

            峙立,┃長河┃在奔騰,┃大海┃在澎湃;┃

            ……

            在留學美國期間,孫大雨又先后創作了《紐約城》等三首新詩,孫大雨的格律體新詩得到了徐志摩等文學大家的贊同和推崇。此后,孫大雨教授又開始將格律體新詩的理論運用到莎士比亞的詩劇翻譯上來。莎劇原文每行五個音步,孫大雨的譯作每行為五個音組,自成一體,在節奏、氣勢上傳達了莎劇的風格。一如那時候在普陀山上的淡定,孫大雨長期潛心于格律體新詩的理論研究,鍥而不舍,先后在《復旦學報》等學術期刊上發表《詩歌的格律》《格律體新詩的起源》等理論作品,哪怕在文革的最困難時期,孫大雨還在從事翻譯創作和新詩研究。

            孫大雨一直暢游在詩神的國度里。孫大雨說:“我回顧自己一生的創作活動無不與詩歌聯系在一起”。而孫大雨教授花費一生心血所研究的格律體新詩,則又是濫觴于普陀山圓通庵客居期間的“悟道”,因此他多次在《我與詩》《情系新詩》等文章中提到1925年夏天在浙江海上普陀山的兩個月生活,始終難以忘懷?! ∑胀由降目途由?,是孫大雨教授新詩創作與學術生涯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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